晋代魏后，受政治原因“竹林七贤”分崩离析。南朝刘宋年间，临川王刘义庆编写《世说新语》，搜集整理了前人所撰关于“竹林七贤”的大量轶事，并对“竹林七贤”，作了进一步的确认和界定，“竹林七贤”的说法在西晋时期并没有得到广泛流传，在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，文学界以所谓竹林七贤为代表。
1、如何评价竹林七贤？
魏晋之际，世家大族垄断仕途，政治黑暗，时艰世危，环境险恶，读书人的理想不能伸张，在困顿的现实生活中，欲诉无门，徘徊于歧路，俯仰怀哀伤，内心充满痛苦抑郁。为了彰显自己不平凡的精神，文人阶层析理抒情，注重于理想人格的塑造，与内在性灵的拓展，高洁其志，使精神世界悠游于美感意境，步入庄周的思想风貌与精神状态，
曹魏时“九品中正制”的选官制度，到此时发生了蜕变，演化为培植门阀私家势力的工具。西晋中正官一职，多为出身于世族门阀的官僚所把持，“今台阁选举，徒塞耳目，九品访人，唯问中正。故上品者，非公、侯之子孙，则当涂（途）之昆弟也，二者苟然，则筚门蓬户之俊，安得不有陆沉者哉。”中正官出自豪门，握有无限权力，不以文化素养和思维能力选拔官吏，个人好恶成为定夺标尺，以门第高低作为推荐和划分标准，使“九品中正制”退化为过去的世袭制，选拔出来的官吏，均来自世族豪门，
如此以来，造成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政治生态，所选之才多为近亲繁殖的庸才，西晋政权迅速走向黑暗腐朽。战火不休，军人自然是社会主体，读书人无用武之地，出仕也只能成为军政权的附庸，从汉末到西晋，社会从来就没有安定过，被战火煎熬的天下，已痛苦不堪，人们不知未来如何，知识分子苦闷惆怅，内心落寞，仿佛被世界遗弃。
统治集团内部激烈争斗，你争我夺，诛锄异己，贤者被弃于野，达者不能济天下，读书人不满司马氏所为，不愿依附权贵，又怕惹祸上身而不敢公开反对暴政，哀伤、苦闷，恐惧，忧生、愤世，他们蜗居中思想苦闷，精神无所寄托，突破社会禁忌，寻求快乐，逐渐形成了放浪形骸的恶俗，在套子里形成崇尚清谈的习气。阮籍、嵇康、向秀等士子，治国平天下的志向，在尘世间难以实现，于是隐居山阳的竹林中，因才名过高，世人称之为“竹林七贤”——阮籍、嵇康、向秀、山涛、刘伶、阮咸、王戎，
现实日益残酷，理想渐行渐远，他们在乡野间写字作画，饮酒赋诗，互相唱和。以诗赋含蓄地批评统治集团弊政，讽刺达官贵人虚伪，表现彼此内心世界的苦闷情绪，“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”，险恶的政治环境中，知识分子不敢在社会上公开议论时务，退避山野，尚不能避过疑心重重的司马氏集团的政治迫害。自古才大难用，政治黑暗的时世，“竹林七贤”下场凄惨，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，
2、竹林七贤的由来？
“竹林七贤”完全是后人的总结，在当时，嵇康、阮籍等这七个人是不知道他们这个小团体有此雅号的。“竹林七贤”指的是三国曹魏正始年间常常一块聚会活动的七位名士：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王戎及阮咸，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，喝酒、纵歌，肆意酣畅，世谓七贤，后与地名竹林合称，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，不拘礼法，生性放达。
晋代魏后，受政治原因“竹林七贤”分崩离析：嵇康（曹家的女婿）被杀；王戎（琅琊王氏）、山涛（与司马氏是表亲）投靠司马朝廷；迫于压力，向秀入仕，佯狂避世的阮籍也为了保命向司马昭递交了一份《劝进表》，成为他一生之耻；阮咸不为司马氏重用；刘伶纵酒避世，最早把嵇康、阮籍等人称为“竹林七贤”的，是西晋左将军阴澹。
到了偏安江左的东晋，社会秩序趋于稳定，“竹林七贤”名声和事迹才广为流行，人们对七贤的潇洒人生充满了仰慕和崇敬。东晋史家孙盛《魏氏春秋》云:\
他在《魏纪》中写道：“谯郡嵇康，与阮籍、阮咸、山涛、向秀、王戎、刘伶友善，号竹林七贤，皆豪尚虚无，轻蔑礼法，纵酒昏酣，遗落世事，”由于西晋是一个短命王朝，政治环境险恶，二代而乱，又经逢“八王之乱”“永嘉之祸”，竟至亡国衣冠南下，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无不都疲于奔命、颠沛流离。因此，“竹林七贤”的说法在西晋时期并没有得到广泛流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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